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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迁都太原的新皇，年号“归运”。

　　取自汉代班固《典引》：“膺当天之正统，受克让之归运。”

　　“归运”即顺时而至的天运，表示皇帝乃奉天承运登基，并非阴谋篡立的伪帝。若非大明已有正统皇帝，估计山西的那帮商贾，会直接以“正统”为年号。

　　被迎入北京登基的新皇，年号“昭德”。

　　取自汉代刘向《说苑》：“天有昭德，宝鼎自至。”同样含有奉天承运之意。

　　当中央朝廷的君臣，听说山西冒出个皇帝，立即颁布诏书通告天下，将山西朝廷斥为忤逆叛乱之辈，号召全国官民兵将共讨之。

　　还未正式出兵，朝中就爆发激烈党争。

　　出自山西豪族的官员，因“勾结伪帝”而下狱，沿海地区官员彻底掌控朝政。

　　也有跑得快的山西籍官员，麻溜奔往太原，索性在太原朝廷当官。

　　昭德皇帝传下圣旨，召集大军勤王，其实是想发兵征讨山西。

　　整个松辽盆地的边军，都只当没接到诏书，那里地广人稀、土地肥沃，小冰河时期已渐渐过去，松辽军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甚至，没了朝廷盘剥，他们还过得更滋润，都司和总兵都选择按兵不动，借口是要防备北方蒙古入侵。

　　整个东北地区，王渊执政时是三大营，随着朝廷实控地盘扩大，如今已扩建为六大营。因为之前二十年的混乱，东北六大营分为三股势力，一占辽宁，一占泰宁（吉林），一占原朝鲜北部（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）。

　　前面两股势力，互相攻伐，都想吞掉对方，最后一股势力只求自保。他们都不愿帮朝廷打仗，但也不敢拒绝，张口就要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。

　　只有山东总兵黄宗德，那是真正的忠义之士啊！

　　黄宗德带着三万团练大军，不要朝廷一分钱，自费进京听候皇命。

　　昭德皇帝龙颜大悦，升授黄宗德为后军右都督，冠加三英，赐斗牛服。又命兵部左侍郎王贤，挂总督帅印，带着黄宗德一起征讨山西。

　　王家与黄家，再度联手。

　　只不过嘛，王渊是跟黄崇德联手做生意，而王贤则是跟黄宗德联手除叛逆。

　　二人带着西苑新军一万、山东团练三万、京畿民夫五万，浩浩荡荡的朝山西杀去。

　　太原的归运皇帝，纯属被赶鸭子上架，但既然已经黄袍加身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。听闻北京已经发兵，归运皇帝也整军抵抗，对外宣称誓师东征伪帝，拥有北方边军两万余，其中一半属于火枪骑兵，另有数万山西团练和民夫。

　　双方在代州附近展开战斗，黄宗德的山东团练财大气粗，装备大量新式火枪和火炮，初时打得山西军队差点崩溃。

　　关键时刻，负责策应断后的西苑新军，莫名其妙的不战而逃，王贤和黄宗德被断了粮道。

　　王贤以文官总督身份，誓不投降，力战而死。

　　黄宗德杀出重围，回到北京时，身边只剩数千残兵，而且火炮辎重全部遗失。

　　黄宗德上疏怒斥西苑新军将领，反被南方系官员反咬一口，说他畏敌不前才导致损兵折将。而西苑新军将领，则是当机立断，保住了朝廷官兵的有生力量。

　　黄宗德差点因此被下狱，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山东，从此不再理会中央命令。

　　这属于山东（外加天津）商贾集团，与江浙商贾集团的争斗，双方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已持续上百年。

　　而为国捐躯的王贤，也因为跟黄宗德交往密切，非但没有被死后追加荣誉，反而被定了个纸上谈兵、指挥不当的罪名，只因已经身死才不予追究责任。

　　王氏子弟震怒，大部分选择辞官。

　　一支退回天津组建团练，控制天津的铁路、河港和海港，直接掐断北京的漕运路线。

　　一支前往湖广，全力资助王元珍。

　　一支前往贵州，支持王贲扩张实力，王贲是王渊大哥王猛的后代。

　　朝中的江浙集团官员傻眼了，由于漕运路线被掐断，整个京城粮价暴涨。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，将兵部尚书的位子，交给留在朝中的王氏官员。

　　归运元年，或者说，昭德元年。

　　归运皇帝再次东征，一路打到北京城外，王渊的城西旧宅被占领。

　　山西朝廷兵马大元帅下令：“王太师，圣人也，不可轻侮，不得损其旧第一草一木。”

　　又把宅中诸多王氏子弟，“请”到北京城下，让负责镇守北京南外城的王皋投降，并承诺升王皋为内阁次辅、加太师衔。

　　王皋面无表情，下令道：“开炮！”

　　城楼巨炮调整角度，对着诸多王氏子孙发射，一炮轰死王皋自己的亲孙子。

　　两军都惊骇莫名，北京守军义愤填膺、士气大振。山西军队则慑于王皋忠义，又念及王渊的圣贤之名，竟然选择围而不攻，还把王氏子孙全部掳去太原，每天好酒好肉的伺候着。

　　北京城太坚固了，就算带着巨炮，也得打好几个月。

　　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，城中饿殍遍地，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。攻城方粮草不济，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，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。

　　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，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，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，火速担任内阁首辅。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，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，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，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。

　　北京朝廷，在京畿地区轻徭薄赋，天津王氏也愿提高商税，终于给中央回了一口血，颇有百废待兴、再造河山的味道。

　　而山西的归运朝廷，则被山西商贾控制，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，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。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，而是出兵攻打河南，因为山西粮食不足，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。

　　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，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，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。

　　昭德三年。

　　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，权倾朝野的王皋，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，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，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。

　　王皋悲愤不已，虽然皇帝不敢杀他，只是逼他交出大权。但王皋刚烈异常，自杀于狱中，留下血书遗言：“煌煌大明，国将不国。王氏子孙愧对祖宗，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！”

　　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，听闻王皋的死讯，当晚便吞煤自尽，留下血书：“生不可救社稷，死或能醒人心，吾随岸磊公（王皋）共赴黄泉去也。”

　　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，他真不敢杀王皋，这……这何至于此啊。

　　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、金芳，京城内外人心尽失，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。

　　天津王氏首领王鳌，愤而传檄天下，喊出“诛暴君”的口号，先是断绝漕运，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。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，主动开城投降，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，将紫禁城抢掠一番，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。

　　王鳌虽然占领京城，却很快不知所措，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。

　　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，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，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。

　　王鳌代表着天津、山东商贾利益，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。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，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，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。

　　山西那边，反应很扯淡。

　　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，山西商贾却不放人，因为去了北京之后，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。

　　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，说朝廷早已迁都，让王鳌去太原做官。

　　而北方边镇的将领，一些支持山西商贾，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。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，趁机怂恿将领兵变，口号是“清君侧、迎帝归”。

　　兵变被镇压，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，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。

　　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，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，总兵郑越（武进士郑虎后代）自立为河南王。

　　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，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，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，自封为直隶总督，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。

　　经过这些事件，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，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，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，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“藩王”，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。

　　南方沿海最有意思。

　　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，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，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，不再认可北方政权。

　　徽商和江淮商贾，另立宗室为帝，改元“大兴”，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。

　　可是，浙江、福建和广东，却不愿听南京号令，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。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，又下设省议会、府议会、州县议会，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，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。

　　王元珍占据湖广、江西之后，大量王氏族人、大同社成员、物理学社成员来投，可谓人才济济。

　　而且，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，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，多出自小地主、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。

　　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，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。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，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。

　　广西地方势力，需要面对“伪大越国”的兵锋，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。

　　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，广西兵紧急回援，“伪大越国”趁机入侵。广西士绅商贾，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，竟然选择向“伪大越国”投降。

　　广西济世派大怒，串联掀起农民起义，四处杀官造反、攻略州县。仅仅一年时间，就有十余万农民军，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。

　　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，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。

　　交趾设省的时候，已经清洗了一遍地方大族，接着又派遣大量汉人移民。那里的土地兼并程度，其实并不十分严重，反而是幸存的安南旧朝望族，拥有最多的土地，汉人则主要占据工商业优势。

　　这次起兵自立，宣布建立大越国的，便是安南旧臣阮氏之后。

　　阮氏打着驱逐异族的旗号，扇动土著百姓，对汉人高举屠刀。交趾汉人分布各地，又没有真正的德望之士领导，竟被阮氏窃土成功。而且，阮氏还手段高明，承诺不侵夺汉人商贾的财产。导致交趾汉人当中，真正有影响力的家族，对交趾的异变不闻不问，继续高高兴兴的做生意。

　　出身交趾小地主阶层的士子，早就在密谋收复疆土，听闻王元珍在广西与阮氏作战，立即派遣使者前来商量联合之事。

　　双方交流非常顺利。

　　王元珍承诺收复交趾之后，对拥有2000亩土地以下的汉人，不会强行分地给农民、佃户。超过2000亩的土地，按市价进行官方半价收购。

　　交趾士子自然愿意，就算超过2000亩也无所谓，大不了选择分家分产。

　　把土地分给儿孙和族人，总好过被异族虎视眈眈。

　　归运（昭德）三年，王元珍大破“伪大越国”与广西豪族联军，交趾汉人在“伪大越国”起义。

　　交趾商贾很有意思，对阮氏自立不闻不问，对汉人起义也不闻不问。只要别妨碍他们做生意，就算打破狗脑子，似乎也跟他们无关。

　　当王元珍攻入交趾，并与义军合兵时，交趾商贾终于慌了，他们害怕被夺走产业！

　　这些家伙，居然开始出钱募兵，带着未经操练的私兵，自不量力的跟王元珍打了几场。

　　凡是参与对抗的商贾，皆被王元珍抄没家产，跑得快的直接驾船出海移民吕宋。

　　至于各地商人，王元珍并不抢夺他们的浮财浮产，工厂和店铺一律不惊扰。但是，商贾名下的土地，是肯定要拿出来分给百姓和官兵的，不愿分地那就把店铺、工厂一起抄了。

　　广西和交趾海商，酌情没收其部分船只，用以打造海军部队，顺便用这些船去吕宋做生意，在吕宋购买火枪火炮——佛山军火商，已经不卖兵器了，害怕王元珍买了枪炮攻打广东。

　　归运四年，王元珍收复交趾，地盘包含湖广、江西、广西、交趾四省。

　　浙江、福建、广东联省自治政府，表现得非常奇葩。他们组建了火力强悍的私兵，武装商船也称霸中国海域，既害怕王元珍继续扩张，又不敢主动进攻王元珍的地盘。

　　南京小朝廷，纯属自娱自乐。

　　王贲已然统一贵州，正在进攻云南。

　　云南有两大势力，一是黔国公沐家，一是土司岑氏后裔。岑氏早已被改土归流，没有担任土司职位，但依旧拥有巨大的地方影响力。

　　岑氏自立为王，沐家忠于朝廷，已经互相攻伐好几年。

　　归运五年，王元珍从广西、交趾，两路分兵进攻云南。正在跟沐家打仗的岑氏，被搞得措手不及，宁远州、蒙自县、临安府、石屏州相继被攻陷。

　　沐家同样如此，正跟岑氏打得热闹，王贲突然从贵州南下。

　　沐家、岑氏，选择各自罢兵，回身对付外省之敌。

　　大量济世派游侠，被王元珍散布出去，宣传“均田地”的思想。岑氏治下农民，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兄弟，纷纷起兵响应，因为他们早被岑氏盘剥得难以生存。

　　岑氏主力还在跟王元珍打仗，其老窝直接被农民军攻破。

　　王元珍、王贲、沐勋，三方坐下来和谈。

　　都是自家人，王元珍和王贲同出一族，沐家当初也跟王渊有旧。谁都知道，王太师征战南北的神兵利刃，乃是乡试期间黔国公所赠。

　　王元珍势大，王贲和沐勋同意归附。

　　王元珍也作出承诺，可以让王贲和沐勋先自行分家。把两家的田产，都分给子孙和族人，主宗可保留5000亩地，分支每家只能保留1000亩地，店铺、工厂和金银不会动其分毫。

　　同时，王贲和沐勋，必须交出军队，允许他们继续带兵，但得安插一些军官进去，并且军队后勤由王元珍负责。

　　归运七年，王元珍从湖广，王贲从贵州，沐勋从云南，三路并进攻打四川。

　　四川以前有三大势力，打了二十年，非但没有统一，反而军阀越打越多，已经打出大小藩镇十二家。只用半年时间，四川就被吞并，十二藩镇被逐个击破。

　　而此时，山东的黄宗德，也灭掉了河南王郑越，正与北直隶王鳌合力进攻山西。

　　东北六大营，终于养出蛊王，孙顺德自立为辽东王，袁达的后代赵坚被封为平难大将军。两人趁着王鳌攻打山西之机，西出山海关进攻北直隶，逼得王鳌被迫回师应对。

　　忠心耿耿的黄宗德，此时已经彻底黑化，在缺少王鳌相助的情况下，独自攻破太原城，逼着归运皇帝禅位。

　　这货称帝了，国号“大顺”，取“顺天应民”之意。

　　天下皆惊！

　　就连占据湖广、江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交趾七省的王元珍，都不敢擅自称帝，占据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的黄宗德竟敢做皇帝？

　　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省，立即宣布效忠南京朝廷，但依旧享有联省自治权。

　　北直隶总督王鳌，发檄文怒斥黄宗德，但迫于东北压力，不敢轻易向南用兵。

　　黄宗德称帝之后，除了招来天下声讨，居然屁事都没有。

　　恰恰相反，他还主动攻打王鳌，因为夺了北京之后，黄宗德的法统将更加坚固。

　　王鳌兵败被俘，黄宗德也没杀他，只将其举族流放殷洲，并且霸占王氏的天津工厂。

　　王鳌带着族人漂洋过海，殷洲各国君主，恐惧王氏名望，既不敢收留，也不敢动手。就像对待烫手山芋一样，全都选择礼送出境，临行前还各种赠与粮食、金银和少量火枪。

　　王鳌有苦难言，一路乘船南下。

　　在多方打听之下，得知北殷洲东海岸，还是地广人稀的所在，这些年有大量汉人移民过去。

　　搞君主立宪的大殷国王，愿意为他们提供船只，穿过大运河北上寻找定居点。

　　他们很快抵达望乡镇，即另一个时空的休斯顿。

　　这里约有两千多汉人，跟卡伦卡瓦土著部落和平共处，王鳌觉得此地还不错，而且也没毅力再往前走了。

　　从天津出发时，王氏族人有八百余，都是主宗或跟主宗关系较近的王氏子弟。途中因为病痛和风浪，足足死了六十多人，就连王鳌的长子都病逝了。

　　这些王氏子弟，个个能书会算，却根本不懂耕种。

　　他们跟着当地汉人，学习如何种地，如何纺织麻布，一切都要自给自足，甚至只能用涩口的岩盐调味——汉人商船，暂时看不上这里，根本就懒得运货过来做生意。

　　大顺皇帝黄宗德，耗时两年时间，将东北打得臣服，统一除了松辽盆地、陕西、青海之外的整个北方。

　　王元珍没有趁机北伐，而是用两年时间，消化自己新占的地盘。

　　南北二雄并立。

　　南京朝廷自娱自乐。

　　东南三省隔岸观火，他们更倾向于黄宗德。若非黄宗德率先篡位，背负着道德骂名，这三省早就宣布归附了。

　　又过一年，黄宗德誓师南征，三十万大军分兵三路，进攻襄阳、武昌和黄州。

　　王元珍主动撤退，放弃长江以北地盘，以长江水师应对北方大军。

　　黄宗德无奈，吃掉襄阳等城池之后，派重兵驻扎在长江北岸，然后意犹未尽的班师回京。

　　王元珍也是没法，这几年扩张太快，而且还要“均田地”，各种内政问题让人头疼，根本没有闲心跟北边争天下。

　　一边处理内政，一边从吕宋订购军火，王元珍在南边又窝了两年。

　　南京小朝廷和东南三省，对此局势非常满意，恨不得永远保持下去。

　　就在此时，山东爆发农民起义。

　　实在是山东的土地兼并太严重，黄宗德自家就占地400万亩，称帝之后族人更加变本加厉。

　　黄宗德正在忙着平息民乱，东北半独立的军阀，突然选择搞叛乱。

　　王元珍得知消息，立即出兵。

　　没有北伐，而是攻打广东！

　　他先宣布拥护南京小朝廷，又以征讨不臣为借口，指责广东不听朝廷号令。

　　东南三省大惊，福建和浙江士兵，立即海陆并进支援广东。

　　济世派游侠，散布于三省农村，跟当地的济世派、大同社合流，一起宣传“均田地”思想。

　　东南三省土地兼并严重，几乎没剩多少自耕农，90%以上都是佃户。

　　这些佃户，几乎每年都闹出零星佃变，但缺乏统一指挥，被三省军队轻松镇压。

　　现在被私下串联，顿时佃农起义四起。

　　而且，王元珍还派一支偏师进攻浙江。浙江士绅商贾，本来就被佃农起义搞得焦头烂额，又见王元珍派兵而来，紧急调回正在广东作战的浙江主力。

　　福建兵也回去了，同样是为了镇压佃农起义。

　　东南三省的工人也闹起来，罢工要求涨工资，因为他们吃不饱饭。

　　自从王元珍占据湖广、江西以来，东南三省的粮价飞涨，主要从南洋进口粮食。工人们的工资不变，却买不起粮了，大规模罢工是迟早的事。

　　至于王元珍，或许枪炮没有东南三省犀利，他的金银财货也不如东南三省丰厚。

　　但是，他粮多！

　　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继佃变、罢工之后，三省又出现奴变，家奴们要求取消奴籍。因为他们听说，在王元珍的地盘，私自蓄奴是要坐牢的。

　　然后，兵变发生了。

　　福建团练总督被杀，乱兵攻入福州，洗劫了十多家豪商，起因是被常年克扣军饷。

　　福建乱兵很快流窜进浙江，沿途裹挟数万佃户，浙江、福建两省给搞得一团糟。

　　王元珍派去浙江的偏师，反而比主力进展更快，迅速攻城略地，占领除杭州、宁波以外的全部城池。

　　平定东南三省，只用了一年时间，而且没有进行激烈战斗。

　　三省的团练士兵，听说王元珍的军队，不但能领足军饷，而且士兵都能分地。他们拿着更精良的火器，却不愿意给富人打仗，甚至梦想着早早的投降分地。

　　西元1727年，王元珍49岁，攻占南京，接受禅让。

　　不建国号，只称中国，以此区别于海外的其他汉人政权。

　　南北并立没有持续多久。

　　黄宗德只是大明的接盘侠，接了一整套烂摊子，特别是其龙兴之地山东，几乎每年都有农民扛租抗税。

　　他虽然大力整顿吏治，但旧有体系没被打破，整个政权都被“山东—天津士绅豪商集团”把控。

　　这些人也愿意听黄宗德的话，但前提是不损及自身利益。

　　王元珍统一南方的时候，黄宗德除了平息民乱和东北叛乱，其余全部精力都用在整顿内部。

　　然后，黄宗德病死了，他比王元珍整整年长十二岁。

　　黄宗德长子继位，吏治迅速腐败，内部矛盾也变得更加激烈。

　　山东商贾大肆侵占山西市场，抢夺山西商人的基本盘。晋商在黄宗德死后，立即招募兵马自立，把山东商人全部驱逐出境。

　　更可怕的是，北方连年打仗，山东还在继续扩大产棉面积。山东豪商强行收购河南等省的粮食，以缓解山东的粮食紧张，导致北方各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粮荒。

　　王元珍誓师北伐，北方朝廷为了打仗，从南洋购买的粮食不够，只能再次派出官吏征粮。

　　北方数省，全炸了！

　　民乱四起。

　　就这种时候，士绅豪商还在囤积粮食。

　　黄宗德若还活着，肯定能打压豪强，逼着这些人把粮食交出来。但他的儿子却不行，早被势家大族绑架，几乎成了大明皇帝翻版。

　　中国再度统一。

　　王元珍52岁时，出兵攻打东吁，重新夺回澜沧省（老挝）。

　　遂遣使至吕宋国，承认吕宋皇帝，两国皇室联姻，兵不血刃收回琉球和台湾——吕宋国王僭越称帝，一直得不到大明认可，如今宁愿用台湾和琉球换得皇帝称号。

　　又出兵朝鲜，喊出“均田地”口号。被奴役百余年的朝鲜百姓，爆发出惊人的革命热情，箪食壶浆喜迎王师。因设朝鲜省。

　　翌年，编修《明史》。